9月25日前后，有善察者在常州芳茂山服务区附近的高速路边，突然发现了巨大的三块广告牌，黄底，红、黑两色字，写的是：

“寻找涉及诺亚正行上海歌斐资产投资受害人。”

这一幕，和电影《三块广告牌》“剧情”相似，电影里女主米尔德雷德的女儿在外出时惨遭奸杀，几个月过去后案件仍然没有告破，女主于是在公路旁边的三块广告牌上，打出了显目的三段广告语：

“强奸致死”

“凶手还没抓到？”

“怎么回事，威洛比局长？”

电影《三块广告牌》获得了令人欣慰的结局：人和人之间相互谅解，愤怒和仇恨消解为原谅与平和，曾经对抗的人协作起来……

现实版的三块广告牌就不一样了。

芳茂山服务区附近的三块广告牌才上架几天，9月30日，诺亚财富公告称，诺亚已协调相关机关撤除“侵权违法广告”。且相关部门已以扰乱公共秩序立案。

诺亚财富给这三块广告牌的定性是“个别投资人出于刚性兑付诉求所采用的极端非理性违法行为”。并声明：”投资人应该在监管法律法规框架约束下进行沟通”。

此事缘起，疑似与2019年7月上海歌斐资产管理公司的信贷基金“踩雷”承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一事相关，涉及总金额34亿元。

而一位投资人则向新金融洛书反驳说：

诺亚财富旗下的歌斐资产踩了承兴国际的“雷”后，投资人要求管理人开投资者大会，均遭拒绝，投资人无奈打广告，怎就成了违法要求刚性兑付了？

02

“三块广告牌”维权只是金融业爆雷史上的一个典型缩影。

9月15日，经济学家管清友微博推文说，“当下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拿着现金贬值和投出去就亏损之间的矛盾”。

多么痛的领悟。

2015年以来民间金融是带血前行的，包括互联网金融、嫁接互联网金融开展业务的各类私募基金、线下理财公司等的爆雷事件产生了大量的难民，他们大多是债权式投资，里面充斥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存款。

雷慢做过一个表，统计了2015年之后待收余额10亿元以上爆雷P2P平台，这个表的数据结论是，仅P2P网贷行业至少产生了200万人以上金融难民。

按照雷慢上面表格的计算，2015年至今，待收10亿元以上的爆雷平台总共至少有高于2242亿元的待还余额，还有那几千家爆雷小平台的待收余额，合计起来，预估整个行业爆雷平台涉及整体待收余额可能不超过3500亿元。仅仅这30家平台总涉及投资人197万。

在线下理财方面，受害投资人数也“不逞多让”。

2016年4月初，35岁的中晋系老板徐勤企图逃脱出境时被抓获，中晋系受害的1.2万投资人还以为这是一个迟到的愚人节玩笑。

2015年，曾请过张铁林做广告的上海线下理财公司鑫琦资产爆雷时，2258名投资人损失了17.7亿元，人均78.8万元。

这些年，金融机构的广告和投资人的维权广告“相映成趣”，e租宝、泛亚、善林金融，哪一个不是央视和互联网广告商的常客，线上理财的P2P和线下理财的私募基金，都曾卖命地招徕投资人。

一旦金融机构爆雷，又都是一个个凄凉的维权故事。

03

2015年“泛亚”雷后，数千人涌向了金融街ZJH门口。投资人还曾抓住在太原演讲、曾为泛亚站台的宋鸿兵，声称要打断他一条腿，让他改名“宋鸿乒”或“宋鸿乓”。

e租宝案发后，数百人拉横幅堵在了央视门口。因为之前e租宝的广告是央视的常客。

快鹿系爆雷后，投资人涌进黄晓明的微博下喊他还钱，因为他曾出现在快鹿系的广告里，微博上更是出现了#一起召唤黄晓明来还钱#的热门话题。

这些维权行为背后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特点：企业宣传兜底、承诺收益率。2016年以后爆雷的线下理财公司，虽然部分并不承诺刚性兑付和收益率，但投资人仍不放过他们，拉横幅维权，因为在风险提示、风控上，这些公司做得不到位，投资人仍要他们承担责任。

当前金融理财市场大趋势是取消刚性兑付，但先要条件是足够的风险提示、尽职的风控调查、充分的信息披露。这才是爆雷后投资人和金融机构之间彼此谅解的前提。即所谓：

卖者尽职，买者才自负。

那么，当投资人“闹”起来，他们在“闹”什么呢？

无论拉横幅堵道，还是微博喊话，这各种样式的维权行为，实际上是寻找话语权。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法律资源和付出成本的能力都是向企业方倾斜的。投资者明白，只有闹大了，舆论发酵，官方基于舆论压力而介入，就会引发道德层面的关注，这时，投资人往往获得道德层面的怜悯，按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说法，它将引发人们的道德感。

《三块广告牌》女主米尔德雷德竖起的广告牌，实际上是竖起了话语权的大旗。调转了警方和个人的主动、被动角色，警方在压力之下开始有所行动。而诺亚投资人在高速路边竖起的三块巨大的“寻人启事”，也是典型的话语权展示。

04

打巨幅广告这事，也可以视为官话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之争。“华为员工被扣押251事件”曝光后，华为发声明说，“支持当事人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被网友总结为“不服你去告我啊”，也是这套逻辑，如果按照官话体系去争论，对企业来说，法律资源、时间成本上都对自己有利，或能将损害降到最低，而如果按照民间话语体系去讨论，企业很大概率要面临道德指责。

学者吴思的《血酬定律》里记录过一段官话和民话的辩论。

1853年9月，小刀会在上海造反。宁波知府段光清组建民间联防队巡夜，百姓各户轮流出成年男子值班。然而城西有个开小铺的营兵就是不肯去巡夜。营兵是清朝正规军绿营的兵，绿营是主力部队且不归地方行政系统管辖。于是段光清出面，双方进行了一次辩驳：

营兵：“营兵每夜要跟本官巡夜，不能再派巡丁。”

段光清：“尔不必对我说官话。若营中果每夜出巡，何需百姓巡夜？今我劝百姓巡夜，原欲其互相保卫耳，百姓不言苦，营兵反畏劳乎？ ”

营兵无语，惟叩头承允出丁巡夜。

这场对话一开始，营兵就铺设了一套话语体系等段光清进入，如果进了这套语系逻辑，就进入了圈套，地方官也插不上手这套规则体系，而实际上，这套语系下的官兵并无作为。

段知府拒绝进入这套系统，他说了另外一套话，以民间的语系的道德论辩驳了官兵。

和段光清的处境类似，当投资人面对爆雷的理财平台时，在法律程序上，面对庞然大物的企业组织时，是不占优势的。所以，对投资者而言，也可以问他们一问：

要是合规经营、风控严谨、尽职调查、信披充分，何以爆雷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