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券商中国

作者： 魏书光

5月16日，“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线上召开。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周小川、全国政协委员肖钢等众多经济领域专家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周小川在演讲中强调，在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需要更加接地气的金融服务，也就是能够更加接触到基层实体经济的政策落实和执行的机制，包括更好的对接财政政策。

下面来看周小川发言要点：

1、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机是有不同的，以往出现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因素传导到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引发金融机构出问题、金融市场出问题。而这次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就业产生影响，这个现象在其他有些国家可能更加明显。

2、过去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建设以及市场化改革，是针对常规经济运行情况的，也考虑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但对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和研究方面的准备，因而传导机制还不够有效，执行机制还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在多方面加强研究。

3、根据过去的经验，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需要有原则明确的机制设计，从而使这个机制能够得到落实、能够执行到基层。这中间，包括一些针对受疫情影响特别大的相关行业政策，也应该进一步能够明确，以便金融机构能够执行。

4、金融机构除了平常的运行机制以外，还应该考虑加强应急功能，从而能在应急过程中，比如在应对新冠疫情这种应急事件过程中，推进目标和原则的明确化。此外，还要有一个损失承担机制。损失承担机制越明确，执行就会更加有力。同时，还应该设计足够好的激励机制，毕竟经过这么多年市场化的改革，金融体系是面向市场的，需要通过金融激励机制，而不仅仅依靠号召或者是行政命令来执行。此外，检查和监管机制也要相应跟上。

5、我们也有很多创新业务出现在政策性机构和开发性机构，比如棚户区改造、助学贷款、支持金融危机中的相关行业等。如何用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助学贷款，过去开发性银行使用的办法实际上是批发，也就是说，尽管它自己没有基层的信息优势，没有落实到基层的传统和特长，但它也可以通过作为批发性机构来把这件事做起来。

6、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执行政策方面并不是完全不能做的，例如就金融政策来讲，像反洗钱、反恐融资、现金管理、外汇管理，还有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出了问题，需要别的金融机构去帮助监管和救助。这些实际上都是带有政策性的内容，都是和商业性金融机构自身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内容，如果设计得好，他们在这些方面也能够做好。

7、在应急情况下，第一是要把目标和原则、政策的尺度设计得更加明确、清晰，尽可能地详尽，能够分解，也能够进行检查和监督。第二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市场的激励机制使它能够实现地更好。第三就是风险承担机制，特别是最终损失的承担机制。对于最终损失需要有鉴别，也需要有明确的承担，包括需要有兜底的政策，这样的话，就能够使得现有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抗击疫情中有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引，使得他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演讲中表示，要扩大增量，盘活存量上进一步加大力度，盘活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存款，研究创新一些政策工具和机制的安排。

以下来看肖钢的发言要点：

1、在盘活国有资产方面，比如说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应该加大力度，降低社保的缴费，这样有利于减少企业的负担，一方面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释放居民、职工现实的消费需求。还应该加快盘活国有资产，加快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2、盘活政府机关的存款，应该也要采取研究创新一些政策工具和机制的安排，来把沉淀在账户的一些资金盘活起来。最近，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证监会联合推出基础设施REITs，这就是有利的金融工具，有利于金融盘活存量的资产。像这些应该进一步推进，加快金融体系改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表示，中国将为全球金融抗疫之战贡献独特的“中国经验”。中国的金融抗疫之路，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刺激经济之举，而是抓住时机不断推进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开放、理顺市场关系、构建面向全球且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这些既是中国金融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秘钥，也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活力蓬勃发展的根本所在。

分别为周小川、肖钢发言全文：

周小川：需要更加能够接地气的金融服务，明确损失承担机制

很高兴再次参加清华的论坛，我主要是讲一下希望加强金融研究使得金融体系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新冠疫情。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研究，主要希望作为开场白讲一下，希望引起大家对有关挑战和研究的重视。

中国已经出台了相当多的有关宏观政策和金融体系方面的政策来应对疫情，这中间有很多创新，大家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首先是在流动性和价格机制上货币政策出拳及时并且很有力度，当中有一部分是克服疫情提振总需求的政策，也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代行救助的功能，应该说总体效果是不错的。

但是社会上对金融体系的期望值也是比较高的，提出了希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对于受疫情冲击的中小企业和个体救助能够更加精准，更加有针对性，同时也要注意节约弹药，防止后续产生的副作用。

我们也听到一些认为需要改进的意见，比如说有些企业和个体应该能够获得金融支持，但是他们没有拿到，或者说拿到的数量还不够；也有一些意见说，看到有一部分钱还是进了资产市场，对此也有所担忧；再有，也有一种观察说，有一部分资金在金融机构之间产生空转，未能充分落实到实体经济中去。

这些说法我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同时也表明大家希望金融企业界能够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当然，同时也有一部分意见担心，宽松的流动性有可能在未来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另外也可能会有一部分“搭便车”的现象，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原本他们自身有一定的问题，已经陷入了困境，但他们也可能借机说是新冠疫情引起的，那么是不是也应该对他们进行救助？

这次疫情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历史上很少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但也不是说一点可参考的素材都没有。我记得，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们也有过类似的金融政策和流动性的支持，但是确实也会看到，会有一些不希望的现象发生，其中一条可能是资金进入资产市场。所以在2003年6月份的时候，人民银行出台了一个“121号文件”，主要是要适当限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贷款。

当时有一种现象叫做“炒楼花”，意思是这个楼房还没有封顶呢，作为期货已经炒了好几次了。在2003年秋天，人民银行又提高了存款准备金一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也是看到信贷扩张非常快。到2004年4月的时候，社会上对于扩张过快有非议，致使当时的监管机构到4月最后一个礼拜临时冻结了最后的贷款，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振动。

总之，这些都是在需要考虑的范围之内，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题目。毕竟来说，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机是有不同的，以往出现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因素传导到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引发金融机构出问题、金融市场出问题。而这次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就业产生影响，这现象在其他有些国家可能更加明显。

应该说，我们过去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建设以及市场化改革是针对常规经济运行情况的，也考虑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但对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和研究方面的准备，因而传导机制还不够有效，执行机制还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在多方面加强研究。

金融机构还应该考虑加强应急功能

其中一个是如何使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更多地对接财政政策。

确实，财政政策在这时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知道，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也是不够充分有效和顺畅的，过去主要依靠的办法是将财政资金层层分解，在这个过程中也往往会发生一些截留、挪用，而我们现有的金融机构应该说和基层还是有紧密联系的，因此可以尽可能地利用并创新方式，使金融体系更好的服务于克服疫情。

当然了，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有效，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把资金都完全用在刀刃上，也不会发生截留、挪用，这种过高的期望值是不现实的。

另外，我们也不可能逆市场化改革来推进有关政策。此外，我们也要注意到，金融机构在支持克服新冠疫情的过程之中，是否会产生一些金融资产质量以及金融市场效率方面的问题，以至于会不会导致新的金融市场混乱和金融危机，这也是需要加以研究的。

我们说，机制设计、体制改革都是在进程中不断完善的。根据过去的经验，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需要有原则明确的机制设计，从而使这个机制能够得到落实、能够执行到基层。这中间，包括一些针对受疫情影响特别大的相关行业的政策，也应该进一步能够明确，以便金融机构能够执行。

另外，金融机构除了正常的平常运行机制以外，还应该考虑加强应急功能，从而能在应急过程中，比如在应对新冠疫情这种应急事件过程中，推进目标和原则的明确化。此外，还要有一个损失承担机制。损失承担机制越明确，执行就会更加有力。此外，还应该设计足够好的激励机制，毕竟经过这么多年市场化的改革，金融体系是面向市场的，需要通过金融激励机制，而不仅仅是依靠号召或者是行政命令来执行。此外，检查和监管机制也要相应跟上。

总的来说，我们需要更加能够接地气的金融服务，也就是能够更加接触到基层实体经济的政策落实和执行的这种机制，包括刚才提到的需要更好的对接财政政策，毕竟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问题，除了总需求、供应链等等问题以外，它还包含了有较多需要救助的这种功能。

政策性银行需要彻底明确损失承担机制

应该说，中国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特点，就是说我们在90年代金融改革的时候，成立了政策性银行。后来我们又把银行体系分为了三个方面，一个是政策性银行，一个是开发性银行，一个是商业银行。其实对于什么是政策性银行，什么是开发性银行始终都是有争议的。虽然说前两年我们也发了文件作了规定，但是这个说法还不是那么令人信服，还是有一些“夹生饭”的感觉。

金融机构已经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延长贷款期限、延期付息、减债、重组、降成本等等。但是我们说，还是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从资金上来看，如果有政策需求的话，中国既然有政策性银行，或者再加上有国开行，应该可以承担一些抗击疫情的政策性业务。但是我们回想到，从90年代成立政策性银行，包括后来转轨的开发性银行，在功能设计上都不是按照这种应急政策要求所设计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按领域分的。

为了防止政策上的口子开了以后收不住，所以限制它们只在此领域中作业，不允许扩大。但实际上这种政策领域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在过去20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不断地演变，也有的从最开始的设想到现在都已经变成其他的内容了。

确实，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银行并没有和基层联系地特别紧密，他们过去也没有被允许大量地设置分支机构，因此，如果说这个疫情主要是需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对某些个体的支持的话，那么我们现有的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并没有信息优势，在执行上也存在着不一定有效的问题。

此外，损失承担机制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明确。名义上说，政策性业务是需要政府正式批准才算，其他的都可以按照开发性业务来理解，但政府并不真正兜底。此外他们的监管政策和原则还不够明确，曾经一度有些人主张适当放宽监管标准，但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发生的一些案子，与监管和治理上存在着“可乘之机”是有关系的。

不过，我们也有很多创新业务出现在政策性机构和开发性机构，比如棚户区改造、助学贷款、支持金融危机中的相关行业等等。因此我们说，如何用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在这里提到助学贷款，过去开发性银行使用的办法实际上是批发，也就是说尽管它自己没有基层的信息优势，没有落实到基层的传统和特长，但是它也可以通过作为批发性机构来把这件事做起来。

对商业性金融机构要做好政策性服务功能的激励机制

关于商业银行历来也是有争议的。市场转轨过程中，有些是不允许商业银行做政策性业务的，一方面政策性业务落实起来难，另外商业银行有自己的商业利益，此外还担心会出道德风险，担心出现问题以后，商业银行会把很多包袱都甩给政府，说是和政府、和政策性业务有关。

当然，我们认为，实际上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执行政策方面并不是完全不能做的。例如就金融政策来讲，像反洗钱、反恐融资、现金管理、外汇管理，还有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出了问题，需要别的金融机构去帮助监管和救助，这些实际上都是带有政策性的内容，都是和商业性金融机构自身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内容，但是如果设计得好，他们在这些方面也能够做好。

所以我们更加强调的就是，在应急情况下，第一是要把目标和原则、政策的尺度设计的更加明确、清晰，尽可能的详尽，能够分解，也能够进行检查和监督。第二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市场的激励机制使它能够实现地更好。第三就是刚才说的风险承担的机制，特别是最终损失的承担机制。对于最终损失需要有鉴别，也需要有明确的承担，包括需要有兜底的政策，这样的话就能够使得现有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抗击疫情中有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引，使得他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肖钢：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将存量资金盘活用好

我想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简要的说一下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以及各个国家应对的一些主要的举措。第二个，我想重点讲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应该说是一个独特的优势。所以我们无论是当前应对疫情，还是疫情之后我们面临经济发展的挑战，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这都是我们独有的优势。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就如何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提几点看法。

首先讲一下第一个问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后，对全球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各个国家对新冠患者提供的社会保障的措施，对企业提供的支持，在税收、社保，还有一些债务的延期支付方面，也包括为公民发放现金或者消费券来帮助他们解困，同时也释放消费的需求。

我重点要讲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应对这场疫情，我们有独特的优势，那就是我们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表现在哪里呢，有几个方面：

1.从劳动力的数量来讲，中国有超过8亿的劳动力的数量，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之和，我们中等收入的人群超过了4个亿。据有关资料统计，到2030年中等收入的人群还会翻一倍，我们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超过800多万。这些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新生劳动力大军。

我们每年的新出生人口也达到1500万，每年新出生的人口就会超过1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尽管我们也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但是总体而言，在未来若干年，我国的青壮年人数，是远远多于其他国家总和的，而且90后青壮年在未来整个经济生活当中会发挥越来越中坚的作用。

2.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现在达到了4万亿美元，等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国之和。因为我们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将来要迈向制造业强国。我们的工业产品门类是齐全的，覆盖了所有的行业，应该说是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制造业体系。在220多项工业产品当中，我们有多项产品是世界第一，生产的产量是世界第一。

3. 从金融市场规模来看，我国股市、债券市场和私募股权市场，这三个市场的规模都居于全球第二位。我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7％，领先全球主要的经济体，总的储蓄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应该说比世界的平均水平要高20多个百分点。再加上我们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现在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8％。我们现在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也达到了210万亿，国有的金融体系的资产总额也达到了264万亿。

4.中国经济发展还有一个韧性，就是我们的内部差异比较大，也就是说东中西部不平衡的状况还是比较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本身就是具有一个收敛的效应，这个对经济发展增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韧性，扩大我们的回旋余地，它本身是个优势。

将存量资金盘活用好

下一步，在扩大增量方面，特别是城镇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中国城镇化率在2018年仅仅为59.2％，应该说，还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过去十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年提升了一个百分点左右。所以未来的十年到十五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有望提升到70％。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潜力还是巨大的，有很大的空间。

据测算，城镇化率年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有1400万人要进城，也就是说相当于每年要增加一个深圳，城镇化的确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特别是大都市圈的建设将会带动房地产、基建、公共卫生、教育、医疗、环保等诸多行业的发展，所以这些行业需求还会进一步释放。

从存量来讲，我们国家存量的潜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这里主要是讲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他们还是有大量的闲置资金停留在银行的账户，没有被充分激活。到现在，2020年中央政府也就是中央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余额达到3.7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财政的钱它还没有充分运用。还有机关团体这些存款应该是广义的政府部门和财政性的资金，现在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将近30万亿。企业存款也很多，达到61万亿，其中大部分还是国有企业的存款。

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有多少呢？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中央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有17.7万亿元，地方的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有42万亿元，国有的金融企业的净资产也达到了17.2万亿元，行政事业性单位的净资产也有23.6万亿元。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积累下来的巨额的财富。

此外，我们还有公积金的节余，还有社会保障资金，怎么把它盘活用好，都是潜力。因此，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来释放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现实的生产力，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

在释放存量方面，我觉得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比如说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应该加大力度，降低社保的缴费，这样有利于减少企业的负担。一方面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同时也可以释放居民、职工现实消费的需求，还应该加快盘活国有资产，加快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盘活政府机关的存款，应该也要采取研究创新一些政策工具和机制的安排，来把沉淀在账户的一些资金盘活起来，特别是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比较重。最近，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基础设施的REITs，这就是有利的金融工具，有利于金融盘活存量的资产，像这些应该进一步推进，加快金融体系的改革。

另外怎么样推进全国的公积金的改革，来盘活用好这部分资金，也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课题。总之，我们要在释放、扩大增量潜力的同时，还要把更多精力放在盘活巨额的财富资产来支持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