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云诡谲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小人物”陈伯琴毕业后任职浙江兴业银行，赶上了武汉封锁现金、废两改元、法币改革和抗战的全面爆发，还亲身经历了郑州豫丰纱厂罢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和天津金融统制。这些经历，并没有专门的材料记述。刘平走访多地，积攒多年，才从堆得比他人还高的档案里一点点摘选、串联起这位银行“小干部”的人生线索。

遭遇经济危机时，银行为职员们发放补贴及生活用品

第一财经：那个动荡时代，银行业务一直受时局影响。遇到社会风波或者金融危机，兴业银行是如何应对的？

刘平：以1934～1937年，陈伯琴在青岛担任浙江兴业银行青岛支行行长为例。1935年，陈伯琴就经历了许多突发事件。如受当时经济形势影响，该行客户“和祥正记”“德盛福”“义昌和”等企业先后出现巨额不良贷款，当地同业中鲁银行、明华银行等则出现了严重提存挤兑风潮等，这些都给银行的资金安全带来极大风险。陈伯琴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包括派员积极参与清收、进行诉讼，以及借助同业公会和当地政府的力量，等等。比较极端的，是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之后，青岛支行依据总行的指示，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包括停止放款、减少库存现金、设计同业拆借预案、安置财产押品、准备同人临时避难所等，最终为安全起见，青岛支行在当年11月撤销。

还有，全面抗战爆发后，尤其上海成为“孤岛”以后，银行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商业停顿，信用恐慌，银行业务受到很大影响。本书第六章有一节“行务掠影”，对当时银行的存款、放款、汇兑、信托等业务开展情况，都有详细介绍。银行内部还采取了紧缩开支等措施。

第一财经：遇到市场不稳、通货膨胀的情况，当时的老百姓如何应对?

刘平：至于说到老百姓如何应对经济危机或社会动荡，书中也有一些例子。当然，我是把银行职员也作为老百姓的一部分来看待的。比如本书第六章“公余生活”一节。“八·一三”之后，上海工商停顿，交通阻塞，货物因来源稀少，加之商人囤积居奇，市况混乱已达极点。一方面，浙江兴业银行总行给各地分支机构补充发放了行员生活补贴，并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调整标准；举办“同人俱乐部”，丰富同人业余生活；同时，该行“同人消费合作社”一再添购各种应用物品，包括米、煤、罐头食品等，以便社员购用，所有价格，悉照原价发售，在改善战时员工生活发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曾编过一套丛书《民国银行家管理思想论丛（第一辑）》（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包括《民国银行家论社会责任》《民国银行家论业务经营》《民国银行家论内部管理》三本书，收集的都是当年70多位银行家在不同时段的重要原始文稿或谈话，从中亦可以看到这些银行前辈的见识和智慧。

金融人才不仅应有良好的专业水准，更应具备优秀的职业修养

第一财经：我在豆瓣上看到，有一位自称银行职员的网友说，通过你的书写，他看到很多似曾相识的场景。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你是否也会在今昔对比之间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情景或故事？

刘平：我认为，无论民国时期，还是现在，银行业始终是一个与风险打交道的特殊行业；或许也正因此，对银行工作人员的要求也特别高。如果要概括共同点，那么陈伯琴的一段话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这段话特别印在了本书下册的封底：“我辈服务银行，较其他职业之可以敷衍塞责者，尤觉不同。内部各事，应如何办理，方能合式；外面各事，应如何对付，方称妥当。往往极细微之事，亦必加以极谨慎之考虑。自练习生以至于经理，各人均有各人之职责，决不易取巧规避。”

第一财经：和陈伯琴一样，你也在银行业工作多年，且待过多家机构，经历丰富。你的工作经历在你的写书过程中有什么影响？

刘平：我的从业经历其实并不算丰富。1986年从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杭州中心支行、上海分行等单位工作，其间还到绍兴市短暂挂职，其实都还是在同一个系统，是一个大单位。2003年到上海银监局工作，也是成建制划转，不算调动。直到2010年，我正式加入广发银行，大概算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次“跳槽”。从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到商业银行的从业者，也给了我一个从被监管者角度观察问题的新视野。例如，一项监管政策颁布后，各家商业银行的管理层是如何思考的？员工又是怎样看待的？商业银行最终又是如何因应的呢？我想，如果不厘清诸如此类的一些重要问题，对监管政策最终的效果，是很难有一个准确评估的。这也是近年来我研究的重点。

第一财经：去年，上海进一步放宽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民国时期，上海金融业也十分繁盛，外资机构大批入驻。在你看来，现在上海金融业的情况与民国是否有相似之处？

刘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著名的远东金融中心，在金融机构数量与种类、金融资金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地位非常突出。这一点，我在书中已有所涉及。我认为，今天的上海在全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除了关注机构、资金等的集聚外，还应当特别关注引进和培养经营现代金融业所必需的各类人才，这一点可能更为关键。在我看来，所谓的金融人才，不仅仅应当具有良好的专业水准，同时更应具备优秀的职业修养。这些年来金融业屡屡发生的一些违法违规案件，留给我们的教训已经够沉痛、够深刻的了。

当年曾有这么一批文质彬彬的银行职员

第一财经：你的博士导师吴景平教授研究宋子文和他的时代，你则把目光放在了一位普通的金融从业者身上。相比于研究大人物，研究一位平凡人物的难点和特点在哪里？

刘平：我的导师吴景平先生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除了宋子文，他对民国政治史、外交史和金融史，都有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并且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一定意义上说，我研究陈伯琴，也是得益于他的直接指点。

相比于研究显贵或名人，研究一位平凡人物或小人物，其最大的难点在于相关史料的缺乏。举个例子，研究陈光甫或者张嘉璈，在《申报》数据库检索一下，可能有数百条甚至更多的信息；而检索陈伯琴，则可能只有寥寥数条，其中还有是同名同姓的其他人。尽管如此，对平凡人物的研究，对小人物的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不了解大批中下层银行职员真实的生存状况，所谓的银行史乃至金融史的研究，必然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关于这点，我在本书“自序”中已有详细叙述。从另一方面说，没有平凡人物，没有小人物，又何来显贵或大人物？

如果说到研究平凡人物或小人物的特点，也是一个道理，那就是要耐得住寂寞，花费更大的气力去挖掘第一手史料。当然，一旦有所收获，如突然发现某件颇有价值的史料，则确实有点“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其乐趣有时甚至难以言表。

第一财经：书中的陈伯琴非常有责任心，对待同事也十分友爱。就你的感受，在现代银行，企业文化方面与当时是否有共同点？

刘平：在陈伯琴身上，专业精神和责任感体现得特别明显。而这两点对一个银行职员而言，尤为重要。同时，陈伯琴对待同事，也十分友善。需要指出的是，在陈伯琴身边，这样的同事还不少。比如书中提到的陈伯琴在郑州支行的同事洪雁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想，现代银行在打造企业文化方面，与当年在有些方面确实有相似之处。当然，我也认为，在培养员工的专业精神、责任感和团队建设等方面，目前可以提升的空间还非常大。

第一财经：陈伯琴前期留下的自述文字更多，到了青岛任支行行长以后，材料似乎就变少了。这是为什么？

刘平：陈伯琴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相当生活情趣的人，他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注意观察和记录，这一点从他的学生时代就可看出端倪。应当说，他从青岛支行回到上海，以及之后在天津的一段时间，发表的自述文字确实少了许多。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他职务晋升之后，工作方面繁忙，可能无暇顾及，但这估计不是最主要的。他的身体状况，以及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可能更为关键。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从青岛回到上海，接着去天津工作，所处的都是租界“孤岛”，周边均为日军占领区，工作和生活环境都相当恶劣，对他的心境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