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扩大，国内舆论随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化，社会也出现了一些焦虑和负面情绪，需要加以关注，并妥善处理。

当前社会上关于经济金融领域的舆情热点

热点一：中美贸易纷争舆论激烈。中美贸易是2018年以来舆论的主要关注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指责中国的贸易政策、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等问题，并不顾后果、反复无常地采取各种贸易保护措施，美国的霸道和多变使得贸易争端不断升温，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社会关注度不断提高。我国也有针对性地以各种方式坚决反对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各界都主动或者被动地参与了中美之间的纷争。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社会中存在着部分群体，甚至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不能客观评价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似乎更多地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扭曲地批判国内政策。另一方面，也有部分群体采取极端的仇视心态，鼓动采取极端的对抗措施。目前看，这两种群体人数都不少，看待问题不尽客观和全面。

热点二：税收问题引来热议。其一，2018年以来，国家对个税改革征求意见，2019年初全面施行新的个税办法，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其二，“阴阳合同”成为导火索，使娱乐圈的逃税问题引发了舆论热点。其三，在宏观层面，全社会的税收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状况下有所增加，引发了社会的各种争论，包括各项降税措施为何没有到位，财政政策是否真正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否协调等相关争论。

热点三：房租上涨、房价波动引起社会关注。中介和资本介入房租市场，拉高房租；某些房地产中介公司为了尽快出租盈利，简化装修时间，将有环保问题的房子出租；而房地产商的降价及“活下去”的喊话也引起社会的关注。“房产税”是否出台、出台时间表、征收方式及对房价的影响等也是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

热点四：民营经济地位之争及关于改革的争论。2018年上半年，“国进民退”的说法、少数民营企业家表态“随时可以交给国家”、少数企业家认为互联网大数据下可以实施“计划经济”等论调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担忧。民营企业及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问题都成为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同样，“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不少言论涉及改革的步伐与当前的形势和政策问题，这些论述在社交媒体中被大量转发，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态，全社会关注度很高。

整体上，经济和金融领域跟全社会关联度较高，所发生的热点问题能引发全社会关注，但从各方观点看，社会认知呈现较大的分歧，所谓的社会共识暂时难以达成。

形成舆论热点及较大分歧的深层次原因

从舆论热点的形成看，四大经济社会舆论热点都事关大局，影响普通大众的基本利益。无论是中美贸易摩擦、税收和房地产市场，还是改革转型问题，都对我国经济社会影响辐射较大，且目前进展与社会预期有所差别，因而引发了社会的担忧。

从舆论热点的发酵看，舆论能够进一步发酵，通常还因为社会争论较大。而从理论上说，在信息化时代，形成较为一致的评价和预期更为困难。相反，更容易形成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论断。客观上，智能手机和微信等使得公众获取信息和表达观点更加便捷。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变得多样，一些媒介的漏洞使国内的信息防护墙“变矮”，海外的部分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社会舆论走向。在舆论事件参与上，微信朋友圈、微博等使得个人能够成为社会公共信息的来源，也可以更积极地参与社会舆论。更多的信息导致了更大的社会讨论，进而产生更大的分歧，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各种信息繁多，但缺乏足够的甄别机制，相反虚假信息容易加速传播。虽然信息膨胀，但大多数公众缺乏足够的甄别能力，难以识别哪些信息是真实或可靠的。谣言在互联网时代传播快，而且冲击力会更强，容易引起公众的大范围传播。即使是一些视频，也有可能被剪辑和修改。更有甚者，部分平台更借机扩大其影响面，加快了虚假信息的传播。公众也可能在无知、恐惧或者其他因素作用下，加速了这些虚假信息的扩散。

第二，公共引导机制缺乏，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有所下降，“阴谋论”盛行。个体缺乏足够的理性思考能力，普通大众具有质疑他人动机的倾向，任何事件出来之后，“阴谋论”更受关注。海外媒体也时常借机生事。同时，公共媒体和专业人士往往没有及时发声，或者在传统媒体发声反应速度不够及时，使得“阴谋论”的调子盛行。

第三，社会处于变动之中，而民众的理性思维能力和专业素养还有待提高，一些群体有时候会出现一定的非理性，国内的民族主义很容易被激发。对于非专业的领域，大部分民众不具备专业识别能力。比如，认识中美贸易和中美关系问题，需要有较强的专业知识，也需要对中美关系的历史有相应的掌握，但普通大众并不具备这种知识。因而，很多群体在某些时候会人云亦云，片面选择一些非理性的论断，有偏向地选择某类信息，最后形成了较为极端的看法和立场。在财政政策层面，很多群体参与了税收讨论，普遍认为需要减税，但并不掌握相关的宏观经济学知识和公共财政的方法，对税收中的李嘉图等价原理和减税的效应没有实质性的概念和认识，也就很难理性发声。

第四，中国民众数量众多，但个体差异大，利益立场不一致、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掌握的知识程度不同，容易形成针锋相对的判断。即使对于国内简单的事件，每个人站得立场不同，认知有差别，也容易产生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判断会使得某些热点问题争论不断，引发更大的关注。如在税收问题上，对于相对收入较低的群体，容易产生类似“仇富”心态，包括影视明星的税收问题，不少民众主张刑事处罚等做法。而部分收入相对高的群体则认为税收太高，在利益分配中挤占了劳动和资本的收益。

第五，经历不一致，容易形成利益导向型的偏差。如对于改革问题，很多人的经历不同、利益不同，因而往往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和判断，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在很多问题上，可能选择性地形成一些固有的判断。

应对舆论交锋宜疏不宜堵

第一，要客观认识到舆论热点会不断涌现，而所谓的社会共识通常是很难达成的。理论上，通常的说法是，“唯一的共识”是“不存在共识”。差异化的认识及不同的看法大体是事实，不同的人和群体往往持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因而对于很多问题，可以更加从容应对，不再刻意追求整齐划一的观点和判断。

第二，舆论聚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信息不完全公开透明，公众想了解更多的细节，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压力。因而，减少不必要的信息管制，增加信息传播的透明度和及时性，对防止公众恐慌性地传播谣言和不准确的信息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经济和金融类的信息，只要不涉及核心的信息，都尽可能提供。

第三，允许更多的争论，提高民众思辨能力。应对“阴谋论”，最好的办法是提供更多的常识和事实。虽然未必能够完全消除“阴谋论”，但会在讨论中减少“阴谋论”存在的市场。同时，应提防民族情绪、过激言论和极端行为。

第四，应该更及时地提供专业化的观点和判断。让更多更专业的人士对问题进行解读。要注重媒介融合，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各自优势，及时发声，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专业和准确的信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