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防通讯录被轰炸，过个好年？做个‘防爆’吗？”一位自称贩卖反催收工具的工作人员问道。

催收一直是消费金融不可缺少的一环，但如今，《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反催收工具的生意也相伴而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反催收手段掩护之下的逃废债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比如分享投诉成功攻略、使用通讯录防爆工具等。

目前对于暴力催收的标准尚未有界定，但一般认为骚扰债务人家人、朋友与恐吓威胁等行为为暴力催收。在21聚投诉网站上检索关键词“暴力催收”，截至2020年1月15日，显示相关投诉共有一万条。

基于上述情况，“催收”与“反催收”的对抗，已经成为了消费金融行业普遍讨论的问题。“虽然催收是消费金融行业中微观层面的问题，但其对行业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有持牌消费金融公司高管表示。

向借款人收取费用反催收

“我们一位用户在论坛上发布了详细投诉攻略，本来只是个例，但是攻略发表后我们平台的投诉量增加了50%。”有非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管理人士告诉记者，“消费金融金融行业涉及借款人数相对较多，我们自身拥有超过1500人的催收团队，时常遇到专职鼓动投诉机构的反催收联盟。我们了解到，很多小型催收公司或曾经从事催收的工作人员，在催收行业被强监管后，专职提供‘反催收’服务，以向借款人收取一定费用。”

根据《2019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目前我国消费金融市场主体明确分四类，分别是商业银行的消费金融服务分支、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公司旗下的消费金融平台，以及其他规模较小的、非持牌金融及小贷公司。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以买家身份联系上一家售卖“反催收”工具的商家。对方表示，其售卖的“通讯录防爆拦截专家”可以实现两种功能。第一种是逾期前的“防爆”，当借款人下款时，借款人的通讯录会被放款平台备份到云端，通过录入卖家提供的程序信息可以有效阻止授权拷贝通讯录，在不影响放款的同时，拦截率达到95%以上。卖家特别提示到，“建议提早2天做防爆拦截，效果非常明显。”

另一种是逾期后“防爆”。买家逾期后，可以采用“标记号码”的方式录入信息，卖家的后台系统会将号码迅速标记为诈骗电话500至1000次，并将号码向运营商举报拦截，从而达到逾期以后的拦截效果。不过，逾期后的拦截效果略差，综合统计防爆率在85%以上。

“爆通讯录”是指在申请线上小额消费贷款过程中，平台系统一般会要求导入手机通讯录，平台系统读取相关信息。当借款逾期，不仅借款人填写的紧急电话联系人，借款人通讯录里所有联系人都会被“联系催款”，这种方式俗称“爆通讯录”。

有消费金融平台人士告诉记者，这种“防爆”系统属于“地下作坊”，具体实际效果要看软件提供方的技术水平与数据库的更新频率。

此外，目前市面上已经有反催收APP的出现。在2019年3月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借款主体逃废债名单发布发言摘录中，有机构代表表示，借款人公开表示不还款，并且出现借款人规避还款的反催收联盟APP，是中国信用体系的较大滑坡。

“软暴力”与大数据催收诱发新风险

面对恶意组建反催收联盟、恶意使用反电话催收工具的消费者增长，持牌消费金融公司该如何防范？

北京市网络法学会副秘书长车宁表示，“反催收”手段的出现，显然会对消费金融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会加剧整个消费金融市场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催收领域。“这就相当于矛与盾的关系。反催收的水平增长，催收的手段也会相应增长。可能以肉体伤害、物质伤害为主要表现的硬暴力越来越少，软暴力或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催收会越来越多，诱发新风险及法律问题的出现。”

《研究》显示，当前消费金融市场乱象丛生。消费者在普通交易过程中便属于弱势群体地位，在消费金融交易过程中，复杂的数据科技与金融贯穿于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金融消费者很难理解业务与洞悉风险。但另一方面，在消费金融行业，暴力催收、用户数据与信息泄 露、用户隐私曝光等问题屡见不鲜。

记者在2019年9月，曾一个月收到三条来自头部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爆通讯录”催收短信，原因为逾期用户上传的通讯录中有记者电话。在催收短信中显示“退订回T”，但记者退订之后，催收人员更换了号码继续向记者发送催收短信。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表示，目前市场上确有一些催收方式惹人争议，部分反催收联盟也激化着矛盾，如确实面对非法暴力催收，需及时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非理性对抗催收容易引发更多衍生问题。

在车宁看来，解决催收与反催收的矛盾首先在于需要完善立法，明确标准，使催收的作业模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此为治本之策。其次从治标角度看，催收企业可以在政府指导下，依托行业组织合法有序地从工具侧入手，与恶意提供反催收工具及纵容在一些社交工具上去组建恶意逃废债群聊的电商平台、社交平台运营方进行沟通。

消金公司自建催收团队

针对大数据催收，监管部门也在加速打击。近年来，工信部也多次重申手机APP不得有收集和违规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等行为，并连续点名多家信贷软件。

在监管部门持续打击态势之下，“暴力催收”的情况也在渐渐发生变化。

“现在每天偶尔也会收到催收电话，但语气客气。除非不接电话，否则不会每天更换号码打我的手机。”上述用户向记者出示了手机未接电话记录，记录显示，他平均每天有2到3个未知未接电话。在他看来，在偿还完网贷机构的贷款，只剩下持牌金融机构的欠款后，暴力催收情况有所好转。

但日前也有消费金融平台高管坦言，他对信贷类APP不能收集手机上的GPS信息持有反对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彭凯表示，相较于上门催收，电话催收更为“温和”，在常规催收策略中适用于较为早期的逾期借款人。但从行业实际情况和法律监管角度而言，电话短信催收手段也滋生了“软暴力”；从风险系数层面来看，电话短信催收未必就比下户催收低很多。

“催收行业在国内由来以久，伴随着金融贷款、民间借贷活动的活跃而兴起。”彭凯介绍道，“观察近年互联网贷款行业的风险事件可以发现，导火索多由催收问题引发，既包括暴力催收案例，也包括侵犯个人信息案例。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在现金贷领域的开展仍在继续，风险事件的发生有警示作用。此外，催收行业的加速、大面积出清和形式打击，可能也在为行业今后的阳光化铺垫。催收机构服务于金融行业，是无法回避的存在。而在催收之外，当前征信建设与失信纳入、法律诉讼手段和措施的便利化提升，也是‘疏导’的侧面体现。”

不仅是监管层，消费金融公司也正在为催收行业的阳光化做准备。

有第一梯队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曾公开表示，正在培养自己的催收公司，使用自己的话术与策略，在全国多地设立运营中心来解决催收问题，同时也在不断加大投入。

“持牌消费金融公司自建团队对于催收的规范化一定有帮助。从法律层面来看，如果是委托外包催收，金融机构与催收团队是合同法律关系。金融机构对催收公司的管理，只能依托于一纸协议，约束力相对较弱。若风险事件发生，比如存在侵权甚至刑事案件，风险仍然可能波及金融机构。所以，将催收流程纳入企业体系内，组建专门的催收团队，可以使得管理工具更加丰富，奖惩机制更加明确。”不过，车宁同时表示，不可忽略的是，外包催收团队仍具有一定专业优势与经验资源。

肖飒也认为，持牌消金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好的风控手段。相较而言，催收机构则容易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出现风控措施上的瑕疵或不足。“自建催收机构一定程度上可帮助催收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