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老年投资人来说，可能一瓶油就是让他们陷入互联网金融骗局的有效手段。这些中老年投资者不懂互联网，也无处获得基本的投资者教育。面对高利率的诱惑，他们更愿意相信电视广告、亲戚朋友，而不是将投资决策建基于常识。

投十个爆一个

即使大半辈子在投资领域战功卓著，王玲仍是踩中了互联网金融的一颗“雷”。

2015年12月，一家P2P公司涉案被查，她因此损失了近两万元，在QQ群痛诉的人当中，她只算是擦破了一点皮，但打破了她以往的“不败”战绩。

从2013年开始，以P2P网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得如火如荼，也乱象频生。它把民间金融的脆弱以互联网为媒介摊在了台面上。

据网贷之家统计，截至2015年12月，P2P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达到3858家，其中问题平台总量1263家。也就是说，遍及全国的网贷公司，每三家中就有一家出了问题。

以此为参照，浸润该行业两年的王玲投资了十五家平台，倒掉一家，已经算是头脑灵活、眼光机敏的投资人了。

王玲家住安徽宣城，从保险公司退休后，就开始接触P2P行业，曾在当地的两家P2P公司当过业务员。“第一家产品的年化率7.2%，比银行存款高、比国债高，就够了，我不是很贪婪。”她说，“后来我发现它里面有资金池，就走了。”

此后，一位被称作“袁总”的人找她加入另一家P2P公司。此人之前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副总，王玲认识他很多年，但不熟，“这个人为人不咋地，我不怎么信任他”。

2015年7月，这家P2P公司的宣城分公司成立，袁任一把手，找王玲去做业务员，主要是拉客户，零底薪。王玲去开过会，后来还是拒绝了。

“我又不太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再说就让我当个业务员或者小官，我才不干呢。如果让我当大官，也许我就上当了，就要被逮起来了。”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回来后，她还是下载了这家公司的App，投了不到两万块钱进去。

王玲看到中央电视台也在播它的广告，更是放下心来，在银行工作快四十年的丈夫看了广告，也觉得能搞。如今出事以后，王玲并不怎么责怪电视台，“它是不是诈骗，谁又能判断呢？那么大的企业摆在那儿，谁又能不相信呢？”

因为始终在金融业工作，王玲知道以目前的经济形势，难以支撑近15%的年化收益率。她想，给客户的利息那么高，运营成本又那么高，哪个小微企业能承受那么高的利息？

但质疑归质疑，她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决策。就像在此轮采访中，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投资人几乎都没有从基本常识去考虑问题。他们投资互联网金融，借以判断的都是与金融本身无关的因素。

让王玲产生怀疑的，是这个P2P公司的软件界面。她觉得“憋屈”，验证码小到不把脸贴上去、打着特别亮的灯就看不到的地步。因为这点，她没再敢多投钱。

12月8日，该平台宣布被调查而停业后，王玲给袁总打过电话，对方还只是说，“没事儿，就像银行一样，银行不也经常有工作组来查吗？”

与众多不熟悉金融和投资的同龄人相比，王玲算是比较专业的投资人了。在她的P2P投资篮中，有15家平台，都是相关机构评出的全国前百强。余额宝她已经不玩了，利息太低，只零星存点钱在里面转账和消费。

2015年上半年，她也玩过股票，下半年就不玩了。她觉得“玩股票对老年人不好”，波动太大，投个几万块钱又没多大意思。

她准备下一步买黄金，以后交给孙女。除了国债，她的钱没存过银行，过去买了很多保险，也买过邮票、纪念币和纪念钞，现在没什么要买了，觉得只有黄金才可以保值。王玲的投资经并没有跟身边的朋友分享，“我自己的东西不会随便告诉别人的，和一个知识不全面的人怎么聊啊？”

2003年，她投资过当地的房产，即便家人都不同意；2013年，还是在家人的反对下，又卖了，置换成市中心的一套房子。2008年，儿子刚毕业在上海工作，她为他买了一套93平米的花园洋房，当年市场价180万，作为工薪阶层，为此，她到处借款，现在，又为儿子在上海置换成了300平米不到的联体别墅。

王玲的儿子是北大本、硕毕业，现在小两口都在上海的金融行业工作。接受采访这天清早，王玲还在电话里跟儿子讲，让他跳槽到亚投行去，儿子笑着说，“你最适合去国务院工作。”

至于对出事的这家P2P公司的追偿，很多投资人在QQ群里讨论维权，王玲却劝大家，被反骂回来。她认为人犯了错误习惯归罪给别人，很不理性，投资人应该独立承担判断错误的责任。

她遇事习惯自己扛着，“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钱告诉家里人？因为他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不行，包括我老伴。跟他们讲了又要唠唠叨叨、担惊受怕。我就自己调整，能想得开。”